城市经济网专访:善为士者竹立家

2019-09-06 08:45

时间:2011-03-15

善为士者竹立家

  老子有云: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不成。

  此言用以形容竹立家,正是恰当不过。

  在走进竹立家办公室的那一刹那,我忽然产生了一段短暂的空间错位感,门外是庄严大气的国家行政学院现代化教学楼,门内却是局促而乏善可陈的小空间:各种书籍资料肆意堆放,一个早已out的小显示屏,一组过时的1+2沙发,很生活化甚至有些杂乱的茶杯和水壶……唯一亮眼的,不过花瓶中疏落的几支细竹。屋里没人。

  竹立家教授很快从隔壁教室回来,微笑着向我们点点头,续上热茶。办公室里有书香、茶香、烟草香味混合的味道。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带着一些走遍半个地球都不曾改掉的山西口音,为这个并不见佳的小房间增添了几分奇妙的意趣。

  起点,1978

1978年,注定是一个会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年份。

  这一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走进了高等学府的校园,瘫痪近二十年的高等教育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

  这一年9月,一部分来自温州,一部分来自于浙江同样鼎鼎有名的城市义乌的香精和闹钟,被欧盟前身欧共体提起反倾销诉讼。这成为中国和温州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的第一起反倾销案件,却也表明了中国制造是如何不可逆转地融入世界市场。

  这一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众所周知,这对中国人来说最难以磨灭的一次会议,确立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调,奏响了伟大中华复兴的序曲。从此,发展经济成为了主流。

  这个被斗争折磨至筋疲力尽的国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真正的变革热情此刻被燃烧了起来,从城乡到个人,举国进入了一场自强不息的求新求变浪潮中。

  竹立家,正是这个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幸运大学生之一……

  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

  河东府地处山西,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传统文化底蕴博大深厚,出了王勃、司马光等诸多名彦俊杰。

  那里也正是竹立家的故乡。或许是地域文化特色的潜移默化,使得出身农村的竹立家自小便喜欢读书。村里人都知道,“竹家的小子是个书迷”。10岁之前,他已经将村里村外能够找到的书本通读了一遍,《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那时在农村能找到的,也基本上只有小说了。”童年如此单纯,因为喜欢所以看,因为现有所以看——这些明清时代充满社会意义的小说,大抵在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几不可见的“兼济天下”种子。

  “我们家就是农村的,并没有什么条件”,但竹立家颇为自豪:没有文化的父亲不懂得大道理,只是言传身教——要勤劳,要与人为善,以及农村院墙上随处可见的标语“爱国家爱人民”;母亲小学毕业,“算是当时农村妇女里的文化人了,她很支持我看书学习。”书香门第出身的大舅,才真正给予了最多的书本支持。

  成年后,竹立家走上了那个时代农村劳动力普遍的路,进入生产大队,最终成为队长。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竹立家也加入了备考阵营,并且最终取得全县第一的好成绩,其分数甚至比辅导老师还要高。别人都以为这不过是运气。只有竹立家自己知道,在生产大队工作结束之后,他把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找书看书,“每天都会看到很晚,生产队里能拿到的资料多了,所有能弄来的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毛选甚至是各种批林批孔的文件,我都看。那时候,开始觉得哲学很有意思”。

  此后与哲学缘分益深。从南开大学哲学学士,到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和博士,间中15年时光,竹立家浸淫康德、黑格尔、罗素等哲学大家的思想体系中,乐此不疲。1993年,国家行政学院尚在筹备之时,竹立家已加入。他专注公共管理专业,并着重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之后他曾在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做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研究,又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

  从哲学到公共管理,从更注重思想到更注重实践和人本,从本土到世界,最后回归国情研究,专业、视野和始终如一的“善”终于成就了如今著名的公共行政学专家。竹立家的理论和研究,越来越受到世人重视,堪为政府决策的重要解读和方向参考……

  命运总是很微妙。在中国政府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和思想的大背景下,竹立家,这个农村孩子从生产队长努力成了大学生,人生轨迹开始大幅转向,无人预见他最终会成为著名学者;而在很多年后,曾经再普通不过的那只河东府“小蝴蝶”,扇一扇翅膀,其言论也可引发争议,让政府警醒让中国反思。

  智者不惑

  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竹立家的文章。他的苦心针砭和大声呼吁,他的国际视野和先进理论,他的人本情怀和积极向上,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弊端却又给人提供变革的思路和希望。而与竹立家近距离接触,却能读到更多:功夫在诗外,作文先做人。

  古人云:40不惑,50而知天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竹立家认为:“不惑乃是不为人或外物诱惑,而知天命后,人的稳定价值体系才成型。”他觉得自己现在才是真正达到了不惑,而不论做事写文章还是思想本身,也都能更宏观地去把握。从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对于很多流于表面的现象,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挖掘内在,去做自己的数据调查,力求还原最真实的本质、找出最关键的问题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曾有人说,教授是世间最幸福的工作,因为除了上课,其他的时间都是自己的,还有漫长的假期。竹立家绝对是这种理论的忠实拥趸。“很多人和我说,给我什么样的职务,给我什么样的办公环境和待遇,但我都不会去。我不想耽误时间,为身外物所累。”

  但朋友的事儿,后辈的事儿,甚至陌生人拜托的事儿,他偏偏会花费心思和时间去帮衬。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有很多陌生来信,希望他能代其转交给应该看到的人。“写信给我,我也没办法啊,”竹立家有些无奈,为民请命是父母官的职责,而他,唯有更勤奋地研究著文,冀望能从宏观上帮助能解决问题的人釜底抽薪。

  采访间隙,他拿过手机接电话。很普通的黑色手机。也能窥见他衬衣口袋里随身的笔,不过几块钱的中性笔。也许他身上能算上奢侈品的只有一包中华烟。但“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他什么也不缺:与妻子感情多年不变,家有千金已出国求学,在城市的一端还有一间不小的房,而钱,够用即可。他追求的,是修身与修心并举的“童心、蚁食、龟欲和猴行”。

  “我很满足。人生三大幸事我都有了:老友、老酒,好书。”人生何其乐哉?这种乐,不是妻妾成群儿孙满堂能带来的,不是阿玛尼高级定制能带来的,也不是劳斯莱斯银魅能带来的。

  其余所有的时间,竹立家要用来写文章、看书。中国古代哲人提出过“人生有三不朽”的著名论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可谓中国历代文人颠扑不破的追求。不朽太难,但若能用一家之言,为国为民做一点有用事儿,也不负多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今,竹立家身负多家报纸杂志社的约稿,而他本身也一直笔耕不辍,著作良多。

  即使再忙,竹立家也每天规定自己要看50页书。“很多老书都反复地看,比如《西方哲学史》,每看一次还是会有新的火花……但现在基本不看中国的书。”依然是批评得毫不留情:“中国现在无思想家,现在所谓思想家所做的事情,都是把前人思想中对人的命运、社会进程和体制的思考拿出来当作自己的东西。中国有马克思主义,有经济学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概念体系,但缺乏对社会主义基本核心价值体系具化概念的分析和定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都没有人真正做这个事情。”而这,或者正是他想要做的。

  “我这些年,要说顺呢,也很顺;说不顺呢,也不顺。”竹立家说。30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的经历便都给概括进去,今日的平顺安定让很多磨难的细节都已忽略不计。这句话并不深奥,也没有他文章中观点的警醒,却已有了“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的意味——在浑浊看不清方向的时候安定积淀,等待清明和机会;在动荡变化的时代不断求变,发展自我。因为不曾停滞,不曾自满,所以也比他人要走得远。

  城经传媒对话竹立家

  城经传媒: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重要。您觉得城市人如何定义?

  竹立家:城市人不是特殊人群。只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转化,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

  城经传媒:这些年,您去过很多地方,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人。您觉得各个地方有什么不同特点?

  竹立家:不论日本韩国,还是美国欧洲,我个人感觉国外的城市相对干净。比如瑞典,人很少,给人安定和舒适感……和国内城市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外城市建设目标明确风格突出,能解读出城市性格。像汉城和釜山,同样的韩国城市,城市风格差别就很明显……而中国城市同质化太严重,所有的城市都争当国际化大都市,但没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忽略了传统建筑风格和本应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缺乏内涵性:城市所体现的,应该是其文化积淀是传统的延续性,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上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它包括稳定性、舒适性,并且要符合人性、道德性和伦理性。

  城经传媒:在城市经济网城市人物栏目的“奋斗”专题中,我们认为奋斗是现代最突出的城市人精神,您认同吗?您觉得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城市人精神是什么?

  竹立家:认同。最需要的时代人物精神应该是信任。因为人与人、民众与政府之间信任缺失,现代社会越来越缺少温情、隔阂加深,社会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做人底线不断丧失,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焦虑浮躁等亚健康状态普遍……我们需要价值重构,把公正和诚信在制度中体现,只有制度理性,才能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升华为对公共价值的追求。

  城经传媒:请您分析一下中国城市化历程。

  竹立家:中国城市化历程其实也是中国发展的转型过程。从02年为一个分水岭,从夹生转型期开始表现为转型思路加快。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经济体制到社会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的转型;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型;生产型(工业)社会到消费型(城市化)社会的转型;垄断性到民主协商性的转型。

  城经传媒:您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和城市人特质。

  竹立家:理想的城市应该是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如温总理所说,人民生活的质量从两方面体现:幸福和尊严。幸福是人际关系满意状况、社会压力舒缓状况等体现;而尊严,则分为平等——民众具有 “五权”,物质生活满足,还有自由。平等可以从选举法不断修正去实现。自由指首先可以自由地表达,其次是有渴望和要求的自由,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幸福和尊严绝非仅仅指物质上的。不应该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中描述那样:单一化地对物质生活重视,处于比较浮躁的状态,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无法理解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正性质。应该用道德和审美为经济赋予灵魂。

  城经传媒:您觉得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首先要变革的是什么?

  竹立家:改革开放30年以来,1978年至今,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9%增长到了45%,每年递增0.8个百分点。但在城市化扩张中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其实我国的城市化率相比韩国差很多。政府的管理水平和体制对城市化的支撑力度不够占了很大因素。应该从政府行为、政府活动和公共政策等多个方面着手改进。

   城经传媒:您一直对中国的政府改革有很多精辟见解。现阶段吏治究竟因何积重难返?

   竹立家: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说起。中国一直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对民的价值观影响很大。中国的官僚体制浓厚也是一贯存在的问题。我曾经把中国改革发展重心划分过3个30年。现在正处于以社会制度建设为中心这个阶段中最重要的十年时期。所以已经到了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设来规范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的时候。然而大部分官员的态度不过叶公好龙。就像全国政协某委员在回答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提问时,一句铿锵有力的反问惊呆在场人: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城经传媒:这位委员的理论真是太强悍了。

  竹立家:匪夷所思。改革难,也不仅仅是官员意识的问题。曾国藩曾经说过,“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而在中国,老百姓一直有视官员为父母的卑贱心理,而且同僚之间吹捧文化盛行,这恰恰和国外相反。还有现阶段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比如说官与官之间互选,结成各种利益圈子,动一则牵动一片……多方原因,造成了现阶段吏治改革的艰难。

  城经传媒:那您觉得合格的官员应该具备何种特制?

  竹立家:我比较赞成习近平所说——德才兼备。这应该是官员最根本的特质。才是本分,而最重要的是应有真诚的心,基本的良心,同情心,仁心,爱民心,能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考虑到自己。否则只会成为“祸害”。我觉得《金瓶梅》里有一句话真得很好,大意是说,做官的人要想到自己的儿女,更要想到天理。说得很朴实,但却是每一个官员应该牢记的。

  访谈结束后,记者邀请竹立家教授担任城经传媒城市经济网的频道顾问,他爽快答应并提出许多意见。敬请关注城市经济网城市领导者频道,关注竹立家教授,城经传媒愿与中国广大网民共同见证:中国德才兼备的城市领导者队伍盛大发展!   

  (采访/张淑霞、若芷 文/若芷 摄影/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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